近十年我国关于非政府组织问题的研究综述

我国学术界对非政府组织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现有的研究机构主要有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非政府组织的起源和界定、性质和特征、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等几个方面，并涉及到对中国民间组织和中介组织的起源、发展、法律定位、管理、影响和作用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无疑带动和推动了我国非政府组织问题的研究，但在研究的深度上，在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考察本土非政府组织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中国司法增长的特点与基本模式

中国司法的工具属性决定了它被动性、无计划性和不同步性的增长特点。政治对司 法的控制模式决定了后者增长的基本模式主要表现为:党组中心下权力的双轨制增长与司法权力 的“翻译”式增长。这种增长的实质是国家治理的范式转移与路径转向所带来的话语转换。传统 政治话语体系在中央-地方利益分化情境之下的失范, 促使国家更为倚重规范性的司法话语, 这种 倚重直接体现为国家对于司法权的强化控制, 而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与逐渐畸变为地方控制模式的 传统国家控制模式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 恰恰正是这种紧张的关系, 为中国司法的进一步增长提 供了新的可能性     

新加坡的制度反腐经验

新加坡反贪腐斗争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主要包括：领导人有清除腐败的诚意和决心，并推行廉政立国的发展战略；实行高薪养廉政策和精英治国战略，给予政府官员以很高的薪水待遇，以减少他们从事贪腐的动机；切实有效地推进国家廉政立法和依法治贪工作，将廉政要求有效寓于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中，在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中精心编织反腐治腐的监控机制；建立高效精干、权威有力的专业化的反贪腐机构，对反贪腐工作常抓不懈、持之以恒；政治领导人以非凡的决心和魄力大力支持反贪腐机构的工作，并将其纳入法制化运作的轨道。     

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研究

为了应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战略要求,并把"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作为总目标,这充分体现国家安全体制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国家安全体制是指国家安全管理具体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目的是为确保国家拥有安全状态和能力提供制度支撑。国家安全职能划分、国家安全机构管理制度、国家安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权责机制和法律保障等构成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的基本要素。对中国国家安全体制进行历史追溯,可以明晰不同时期的特点,把握国家安全体制发展的脉络。另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国家安全体制研究严重不足、国家安全职能划分模糊、国家安全机构建设乏力、国家安全法制建设滞后等问题制约中国国家安全体制功能的发挥,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将不利于化解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挑战。因此,科学合理界定中国现阶段国家安全职能、发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功能、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家安全队伍等举措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的有效途径。     

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

中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先是以"新安全观"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后又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提法,在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观,最终在2002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此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观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理论内在逻辑上既有对安全构成要素的非传统认知,又有对安全影响因素和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认知,还有对安全保障问题的非传统认知,而且在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的国家安全论述,再次从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和威胁因素、特别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这种既包容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包容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国家安全保障顶层设计的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具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保障色彩。     

论作为法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新共产主义”

法国共产党是法国所有政党中最大和组织得最好的政党,也是法国最得人心的党,但也是在谋取政权方面最不走运的政党。改变这种状况是目前法国共产党最迫切的政治愿望。因此法国共产党带着强烈危机意识积极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法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适合法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创造性提出了"新共产主义"理论。"超越传统观念"、"超越马克思"、"超越资本主义"成为法共"新共产主义"理论的精髓和灵魂。     

人民安全视角下政府供给范式的服务转型

人民安全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尺。从人的安全视角来看，人民安全是政治市场中的公共产品。就需求侧而言，呈现为生存、生活与自由三个基本需求维度；就供给侧而言，包括作为一种政府范式的制度供给和作为公共产品的具体服务供给两个层次，且制度范式的变化为产品供给的变化提供方向、保障与路径。根据安全供给框架中政策支持与资源汲取程度的不同排列组合，可将其分为主导型、无为型、掠夺型和服务型四种政府供给范式，并呈现出各自的供给效率与序列偏好。其中，掠夺型与主导型政府基于对政治安全的价值考虑，对治理能力、安全状态与公众感知三者关系的理解存在特定偏好，在安全治理体系中倾向于构建“能力＞状态＞感受”的供给秩序。在此情境下，人民安全供给的前置条件是政治安全的保障。在服务型政府的行动逻辑下，人民安全不再内嵌于政治安全之中，而是成为政治安全的逻辑起点与本体内容。人民安全需求的有效满足有赖于政府行为偏好“由掠夺向主导再至服务”的范式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意味着人民安全的供给主体、供给策略与供给方式的结构化转型。     

中国司法增长的特点与基本模式

中国司法的工具属性决定了它被动性、无计划性和不同步性的增长特点。政治对司法的控制模式决定了后者增长的基本模式主要表现为：党组中心下权力的双轨制增长与司法权力的“翻译”式增长。这种增长的实质是国家治理的范式转移与路径转向所带来的话语转换。传统政治话语体系在中央-地方利益分化情境之下的失范，促使国家更为倚重规范性的司法话语，这种倚重直接体现为国家对于司法权的强化控制，而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与逐渐畸变为地方控制模式的传统国家控制模式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恰恰正是这种紧张的关系，为中国司法的进一步增长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美国智库对中外能源关系的认识

近年来,随着中国发展对于能源需求的增加,同时由于中国能源问题的影响力的增强,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智库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能源关系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近年来,美国智库关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中美能源摩擦；第二,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第三,中国与世界其他能源富集区的关系.围绕上述方面,智库主要评论了中国围绕能源问题展开的行为影响、中美合作的重要性及其方式,针对这些问题,智库也提出了诸多建议.     

新中国初期陶行知批判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初期,在武训批判运动中出现了对陶行知的批判.陶行知批判经历了萌芽、开始和高潮几个阶段.在陶行知批判的萌芽阶段,仅仅是在武训批判中提及陶行知.在开始阶段,为了深化武训批判,批判者开始深挖陶行知在武训问题上的“错误”及其影响.在武训批判进入尾声阶段,陶行知批判走向高潮,批判者们集中批判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对陶行知的批判是由武训批判而偶然牵连出来的,但是其偶然背后存在历史的必然,这场批判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是深远的.